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逐步进入大规模产业化阶段，生物产业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中，生物技术作为未来科技发展的高新技术及重点领域，被列入16项重大国家专项。在此形势下，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应利用哪些生物资源，重点研究和解决哪些课题，走什么样的开发模式？在日前举办的第二届生物产业大会上，国内权威专家对此从战略角度进行了深层次思考。
    三个有机结合的开发思路
    曹湘洪院士针对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出，根据碳氢比相近原则，生物产业发展的首选领域应是生产最为紧缺的运输燃料和生物质化学品。其中的重点课题是：以纤维素乙醇、纤维素热转化生产柴油为主的生物燃料技术；L-乳酸、丁二酸、丁二醇、1，3-丙二醇等生物化学品技术；聚乳酸、聚丁二酸丁二醇酯（PBS）等生物可降解材料成套技术和聚乳酸（PLA）技术等。
    此外，由于采用生物质生产燃料及化学品过程中容易产生“三废”，因此要把自动化程度高、能耗低、“三废”排放少且废水和废渣都能得到充分利用的生物技术作为目标。 
    他同时提出，生物技术的开发要以纤维素乙醇、生物柴油、生物化学品和生物可降解材料为重点，采用“三个有机结合”的开发思路，即生物反应和化学反应有机结合，生物工程和化学工程有机结合，技术开发和装备研制有机结合。
    中国有哪些原料资源
     目前国外已经建立了生物质能源的糖平台和植物油平台，美国生物能源以玉米、大豆为原料，欧盟以油菜籽为原料，巴西以甘蔗为原料，但中国的国情不同，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生物能源路线图。专家分析，要想快速发展生物技术，必须具有可利用的生物资源，我国发展生物能源产业，必须依靠非粮作物、非食用油料作物和农林废弃物。
    欧阳平凯院士提出，中国每年养猪12亿头，养禽180亿只，由此产生的数量巨大的废弃生物质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大量废弃物生物质等待开发利用。同时他指出，除了木薯之外，长江流域的葛根作物，也可作为生物能源的原料。欧阳平凯院士呼吁，生物化工产业应开发符合中国国情的生物能源路线，加强非粮生物质的有效和高效利用，发挥光合作用的巨大优势，发展生物质循环经济模式，再造一个以利用太阳能为基础的“绿色大庆”的梦想。 
    曹湘洪院士介绍了一种在中国可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生物能源作物——一家美国公司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培育的高含油油藻。这种油藻的生物原油产率是大豆油的125倍，可以在不适合庄稼生长的土地上种植，或生长在咸水里。
    突破技术与体制双重瓶颈
    如何建立符合国情的生物技术开发模式对中国生物产业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长杨胜利认为，应该根据我国区域资源和区域经济的特点对生物能源产业进行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由于生物质时间、空间分布很不均匀，原料的收集、储存、运输成本比较高，这使一些技术相对成熟的生物能源产业项目存在明显的资源瓶颈；另一方面，一些有较好资源条件的生物质能源项目如纤维素乙醇项目等，则由于缺乏先进成熟的生物技术而难以真正实现产业化。此外，生物质工业转化中副产品数量也非常庞大，通用的经济规模的概念不适合生物质工业转化项目。
    针对上述问题，要想在中国实现生物质资源收集、运输、储存、加工分散的农业生产和连续化、自动化的现代工业生产的有机衔接，除了要突破技术的局限，更要突破体制的阻碍。因此，曹湘洪院士提出，生物能源产业要采用“适度规模、就近转化、统筹规划、模块建设、分散生产、集中营销”的发展模式，考虑建立中介组织指导生物质生产和负责收集运输。在生物能源产业的起步阶段，制定发展生物能源产业的国家计划，完善推动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也都是必须的。
    构建新的生物产业路线图
    欧阳平凯院士提出，虽然目前新的菌种和酶筛选体系已经形成，国产化分离平台已经实现工业应用，但中国生物技术依然面临生物材料化学品原料利用率不高、缺乏适合国情的重大核心生物技术的挑战。中国的生物产业需要继续开发新一代的工业生物技术，构建新的生物产业路线图、生物质加工新体系和新生物催化剂体系。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充分发挥生物催化和生物转化的高效性和高选择性，并以生物多样性和大生物链为基础，构建生物质循环大模式，其中要重点关注原子经济性问题。
    此外，谁为生物产业这样一个高投入、高风险同时高回报的行业买单成为大会讨论的又一个热点。国家发改委和国家开发银行相关负责人认为，缺乏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成为工业生物技术发展的突出问题，国家相关部门将推行生物产业发展融资体系，发挥财政、金融、证券的共同投资体系。